莉莉看天下

2006.06.27　 中國時報
政治人物有道德高度嗎
黃長玲

總統罷免案已演變成朝野激烈對抗，且令人心痛的是帶有族群意涵的語言一再出現在公共場域。陳總統的去留對於台灣政局會有什麼影響，也許很難評估；但是我們對陳總統的去留抱持什麼觀點和態度，卻關係著台灣民主體制的發展以及民主價值的建立。

從政治責任的角度，陳總統對於親信及家人的涉案，是應該承擔責任的，這一點不僅罷免案的支持者是這個態度，相信許多民進黨的支持者也是如此，之前民進黨年輕世代的公開信獲得廣大迴響就反映了這樣的感受。然而，為什麼罷免案的提出不但無法獲得民進黨內具有進步價值的立委或群眾的支持，反而促成了泛綠陣營空前的團結？這和政治人物的道德高度有關。

對於一個民主社會而言，任何價值的訴求很難背離訴求者的身份及其所具備的公信力。罷免案提出前，國民黨馬主席對於罷免案的態度是要等到有法律證據顯示陳總統涉案才有足夠的正當性發動罷免，馬主席的標準是一致的，因為他向來也只以法律責任而非政治責任要求自己的同志。這可以說明為什麼國民黨能提名且馬主席能輔選有貪瀆傳聞的許財利以及遭判刑確定的吳俊立之妻鄺麗貞。
馬主席後來決定支持罷免案，是因為親民黨宋主席率領泛藍支持者所帶來的政治壓力。換言之，從要求低標準的法律責任轉變成高標準的政治責任，關鍵是政治壓力，而非馬主席一貫的價值，因此很自然的被綠營政治人物及支持者解讀為發動政爭。即使某些綠營支持者覺得陳總統該負起政治責任辭去總統職務，但仍認為馬主席及宋主席是沒有資格提出這種要求的人，因為他們從未以這種標準要求過自己的同志。民進黨游主席所謂的「有嘴說別人，沒嘴說自己」正反映這種態度。不僅如此，回到歷史的脈絡，罷免案也觸及綠營支持者最複雜的情緒。泛藍兩位主席過去身處威權政府的核心，民主化近二十年來，卻從未處理過自己在威權政府中的角色；但如今卻要求執政黨遵循民主價值，並以民主的守護者自居，這對綠營支持者而言，非但情感上無法接受，理智上也很難相信這是泛藍領袖真心信仰的價值。簡言之，泛藍政治領袖缺乏足夠的道德高度來贏得他們在關鍵時刻跨越黨派的支持。

當泛綠政治人物及支持者批評馬主席是雙重標準時，他們也面臨一個嚴峻而不應迴避的問題：向來以高道德標準自居的民進黨面對罷免案，態度還是高標準嗎？當民進黨宣稱並無證據顯示陳總統涉案，因此不但反罷免，並決定鞏固領導中心時，民進黨儼然已採用「低標準的法律責任」而非「高標準的政治責任」。這個決定固然和上述歷史因素衍生出來的感受有關，但是民進黨的支持者必須深思綠營團結的背後所潛藏的危機。

當民進黨認為對國家元首的要求只有法律責任而無政治責任時，台灣的民主化其實已經面臨重大挫折。掌握權力的政治人物已形成默契，雙方都理解對方不會嚴肅的面對自己陣營的政治責任，雙方也都無須擔心對方能有效的以政治責任要求己方。因為無法自律的道德標準當然絕無可能成為要求別人的基礎。在此情形下，政治責任只會成為政爭工具，己方永遠可以用動員政治支持來消解道德危機。民進黨執政六年來，政績如何對不同黨派的選民而言，判斷及感受可能不同，但道德光環持續褪色是不爭的事實。

在這個政爭激烈的時刻，泛藍支持者不妨自問：如今對於民進黨的要求，過去及未來是否會以同一標準要求泛藍政黨？泛綠支持者也不妨自問：當民進黨不肯面對政治責任，而選擇和國民黨一樣的道德高度時，這個政黨還符合人民的期待嗎？回答這些問題會決定我們是以什麼樣的道德高度來要求所支持的政黨及政治人物，而政治人物的道德高度是民主國家最重要也最基本的議題。（作者為台灣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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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能知道事情的全貌和不同角度的意見，政治新聞的部份，我通常看三份電子報: 中國時報，聯合報，與自由時報。為了湊滿藍綠光譜（深藍，淺藍，淺綠，深綠），有一陣子我還嘗試要看台灣日報，可惜台灣日報好像因為經營不善，網站從來沒讓我連上過。一開始的時候，我還蠻能接受自由時報的風格的，即使在互相攻訐的氣氛下，還是有很多社會上具正面意義的人事物的報導，社論的部份也算是言之有物，所提出的論點，有完整的邏輯論述，可以讓人有思考辯證著力之處；自由談的部份，常常有澄社的獨立評論，水準也不錯。還有台語羅馬文的投書，讀起來也饒有趣味。

隨著各種弊案的層級升高，罷免案開始醞釀之後，自由時報就越來越讓人看不下去了。只有趙健銘的大案子非提不可以外，sogo案，政治獻金案的各種發展大多是用一則訪問民進黨立委的”新聞”帶過。我發覺，如果我沒有看其它的報紙，我可能也會覺得總統夫婦怎麼那麼倒楣，除了被一群瘋狗似的政敵威脅生命，被滿口胡言的立委一口咬定禮尚往來的孫子滿月禮禮券跟百貨公司易主有關，還被一個惡名遠播，債留台灣六百億的十大通緝犯抹黑。

我也一點都不會記得，陳水扁夫婦對獻金案前後不一卻賭命發誓的說詞；鉅額禮券來源起人疑竇；也不會知道他們身上沒有依法申報的名表珠寶，一件動輒百萬以上；更不會知道有表店老闆說”夫人”看完定價百萬的名表後，中信辜家來電以六十萬買下送夫人…….

我讀著讀著，覺得自己好像在讀15年前的中央日報:黨國永遠是對的，偉大英明的總統永遠不會錯，惡形惡狀的反對黨要為社會動盪不安，國家停滯不前負上全責。

如果新聞平衡報導要用這種偏頗的形式呈現，是不是太悲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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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義龍：「雷鋒」是如何敗坏中華民族的道德風尚的？

作者：杜義龍
【大紀元3月6日訊】這個題目給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聳人听聞，許多人可能還沒有看內容就要對此嗤之以鼻了。但是我敢肯定，只要您能夠耐著性子讀完這篇小文，您就一定會贊同我的觀點。
我首先想告訴人們的，并非是四十多年前的那位雷鋒先生敗坏了我們今天的道德，而是今天的种种看起來是在推廣、發揚和大力提倡雷鋒精神的行為，卻從根本上敗坏了我們社會的道德。

當然，所有的話題還是要從什么是雷鋒精神來說起。按照以往的理解，雷鋒精神就是某些所謂的偉人們在雷鋒先生死后賦予他的那些名堂，而我對此大不以為然。一個人的人格的偉大与否，其根本點不是看他是否具有利他行為，而是看他自己的意志和愿望与人類的共同愿望与意志一致的前提下，他在實現自己的愿望時是否受到了強制，是否獲得了自我精神升華后的快樂，而他是否把獲得這种快樂作為自己的目的，并是否是他自由自為的結果。否則，如果只看利他性，那么誰也比不過奴隸，奴隸是最具利他性的人，而奴隸卻是我們否定的人格標准。

發揚一种高尚的品德，我們也要看是以什么為出發點，是要培養人的自主和自由的精神，還是培養人的奴隸性。比如忠誠，如果是要培養人的服從、順從，那么這种忠誠就是愚忠，是封建專制思想的余孽殘渣，如果是要人們鑒別出錯誤、發現謬誤給予指正，則是一种高尚的情操，在民主國家中，人們對國家的忠誠，就是通過不斷的批判政府的錯誤和反對政府的腐敗來實現的，有的時候甚至需要推翻現有的政府，建立一個更加理性和有效的新政府來實現對國家的忠誠。

當然，在民主社會里，人們向英雄和圣賢學習的目的不是照搬他們的行為，而是貫徹他們的精神，比如在美國，歷屆總統都自覺地遵守著由華盛頓和杰斐遜等人創立的傳統，對一切有違自由与民主精神的現象堅決斗爭的精神，就是對美國的自由和民主精神的自覺維護。政府不必組織起大批的行政官員和市民上街去學華盛頓，也不必組織群眾去學習什么戰斗英雄，先進勞模等等，因為只要政府的重要官員們能夠維護這种精神，就是對百姓的最好勸諭，也是對社會高尚道德風尚建設的最大貢獻，所謂以德治國，也就是要政府官員，特別是党政領袖們能夠擁有与人類發展方向一致的道德情操。而不是要在民間樹立一种所謂的道德觀念來束縛民眾的行為和思想。

然而在中國的向雷鋒學習的活動中，我們看到的是對社會道德的實實在在的破坏。

首先，由政府、企事業單位組織群眾集體學習雷鋒，把一种本來屬于個人品德范疇的行為納入了行政管理的范疇，已經帶有了強制性，并且有的部門還給上街參加此類活動的職工考勤、算加班，以利益來誘惑、以行政手段來迫使人們參加活動，這完全是違背雷鋒自覺自愿的精神的行為。

其次，使用國家公共財產、用納稅人的錢給一部分人發加班工資上街為一部分人提供免費服務，而不是為全體公民提供服務，這違背了公正平等的社會正義原則，使一部分人貪圖小便宜，滋生不勞而獲思想來享受他人的義務服務，則鼓勵了人們的自私心理的發展。

第三，雷鋒提供幫助和服務的人，都是特別需要幫助和服務的人，對他們提供幫助，能夠使他們感受到人情的溫暖，解決他們迫在眉睫的困難。而上街學雷鋒的行為，提供服務的對象絕大多數并不是特別需要幫助的，接受幫助的人感受不到特別的溫暖，只是感受到了一种免費服務的快感，而提供服務的人也沒有產生因為給別人在危難時提供幫助所應該產生的榮譽感和道德感，這是一种粗制濫造的道德品質，是對道德的降級。

第四，助長了官僚作風發展。許多官員把這种活動當作自己的政績來自我吹捧，鼓勵了他們不務正業、浮夸、本末倒置行為。許多單位上報他們在三月份做好人好事多少多少件等等，一方面吹噓他們的功勞，一方面多報大報，其荒唐直追當年的浮夸風盛行時代。

第五，這种大規模的、普遍開展的學雷鋒活動，使雷鋒的形象庸俗化，失去了其高尚純洁的形象。自從開展這种大規模的學雷鋒活動以來，社會上便把一些還能夠做一些好事的人譏諷為“雷鋒”，雷鋒不再是一個值得學習的人物，而似乎成為了一個小丑，同時，社會上本來還有的一些好的道德現象也因此而絕跡。越是把學雷鋒的活動搞的普遍，政府越是大規模地號召人們學雷鋒，雷鋒精神在民間越是消失的快，甚至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這都是因為把雷鋒形象庸俗化的結果。

第六，由于這种學習雷鋒的活動，不是培養人們的助人為樂的精神，而培養的是人們一种應付差事、敷衍了事的工作作風；培養的是人的不得不服從、順從的奴性精神；培養的是人們愛占便宜的自私品質；培養的是浮夸和本末倒置的官僚素質；培養的是人們對雷鋒精神的誤解，所以，現在的“雷鋒”，已經成為一個中華民族的道德的破坏者，這种學雷鋒的活動，實質是對雷鋒精神的最大的褻瀆！

自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以來，中國社會的道德水平迅速下降，無疑是這种學雷鋒活動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因此，我們可以說，學雷鋒的活動可以止矣！如果中國政府一定要提倡、號召和開展向雷鋒學習的活動，那么，請把這种活動控制在中央少數領導的范圍內，不要使整個中國社會的道德都被徹底敗坏掉，給中華民族保留一點沒有被污染的美德的种子。（200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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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法治的政治化與百年中國的追求

作者：潘惠祥

2002年12月6日

2002年11月25日新加坡《聯合早報》刊登了特約記者蔡瑋的一篇<中國、民主、臺灣>，其中提到在1995－96年之前，臺灣的民主發展確曾對中國大陸的民衆和學者産生相當程度的衝擊與憧憬，但是，當他們後來發現臺灣有些人是以民主做爲追求獨立的幌子時，這些垂範作用失之殆盡，實在相當可惜。

現在，特區政府對有關基本法第23條的制定，也將使香港喪失作為中國民主化的典範作用。

香港是一個國際性的城市，它在經濟方面的成功經驗，無疑是值得中國借鏡的。但是，它在經濟方面的成功，卻埋藏著一個隱性的理念，這就是法治。不論是中國政府有意的還是無意的取「經濟」而捨「法治」，法治這個課題始終是中國現代化中必須面對的一大的瓶頸。

如果說香港有民主的話，很多人未必認同，但是，「法治」的觀念卻深入人心。香港今天的成功是離不開獨立完善的司法制度，但是，特區政府卻不惜將之政治化。香港的「法治」經驗對中國民主化的作用是淺而易見的。因為「法治」不但是民主化過程中的一個臨界點，也是民主化發生最低限度的必要條件之一。雖然，「法治」並不代表「民主」，但是只有政府或立法者遵守法律，民主化才有可能發生。

筆者是讀歷史的，所以比較強調用歷史眼光看問題。中國民主化的道路之所以如此的崎嶇，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對國家與政府的不分。我們知道，國家是一個抽象的概念，沒有人會討厭或憎恨它的，相反，政府卻是實實在在的存在，我們可以愛，也可以恨。

而中國的政治文化的核心，如果用二字概括的話，就是「忠誠」 (loyalty)。辛亥革命後，對朝代的忠誠被取代為對國家的忠誠，而對國家的忠誠被取代為對政府的忠誠，對政府的忠誠被取代為黨的忠誠。香港政府與社會對基本法第23條所討論的分歧，就是國家與政府的不分；而特區政府將國家等同政府，社會人士則將國家與政府分開處理。

從宏觀的歷史角度看，特區政府現在所爭的，是一日之長短，只顧目前，不看將來，是短視行為。為了表示短暫的、目前的「忠誠」，可以將長遠的一切目標和利益摧毀。筆者在這裡提出一個問題：若果特區政府不依照法律的程序或濫用政府的權力，我們可以怎樣？在缺乏「法治」的社會，只有兩個途徑，一是革命；二是公民抗命，以「非法」對抗「非法」。但是，香港社會能承受這樣的社會動盪嗎？

百年以來，國人追求的是民主與富強，但是似乎總是事與願違。近現代、以至當代中國的民主進程仍是困難重重。相反，懸於海外的兩個明珠，台灣跟香港，卻因緣際會，分別建立了民主與法治制度，這無疑值得當代中國借鏡。但是，台灣跟香港的典範不是沒有問題的。相反，是有缺陷存在的，這就是：台灣有民主而沒法治，香港是有法治而沒民主。所以，如果借鏡台灣跟香港的民主與法治經驗，這對中國民主現代化是有莫大的裨益的。

百年的硝煙過去了，是否表示我們可以忘了自五四以來，百年中國所追求的是什麼？百年法治的根基摧毀容易，建立困難，但願不要等到我們處於動盪之中，才發現民主與法治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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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腐與弊案是壓垮所有領袖聲望的關鍵
中時社論
根據本報日前的民調數據，希望陳總統自動下台的比率，已經推進到四成七，這已經是瀕臨五成了，而相應著個人聲望持續探底，以及相關弊案的持續延燒，希望他自行下台的民意恐怕未來還有可能再推升。這種民意趨勢當然只會讓馬英九「越來越硬」，也讓執政三巨頭「停止政爭」的呼籲相對顯得薄弱。要知道當越來越多人認為惟有政治加壓，才能讓弊案「辦得上去」，政爭的氛圍只會加劇，不會降溫。換言之，陳總統接下來的處境幾乎已確定是不會太好過了。

從全球的視野觀之，陳總統所面臨危機並不是孤例，從鄰近國家到歐美主要國家的領袖，這幾個月都相繼陷入執政危機，沒有幾位領袖的日子好過：去年底受到巴黎街頭暴動的衝擊，重創法國總統席哈克的聲望，調查發現只有一％的法國選民希望看到他連任；菲律賓的艾若育去年七月面臨國會彈劾危機時，聲望已經跌到一成七，今年二月還面臨政變危機，三月間的一項民調，顯示她的聲望還不如因貪汙而被罷黜的艾斯特拉達；泰國的總理戴克辛在今年初因家族成員涉入股市不當交易，民調要求戴克辛下台的超過五成，戴克辛於是提前解散下議院進行改選，又因選舉遭在野黨抵制而引發一波延盪數周的政潮，最後在他主動宣布辭職下落幕。

而此時此刻在全球與陳總統共享「聲望探底」的領袖同樣不少，先是美國布希總統，受到伊拉克戰爭泥淖的加深，最近一次的民調已經跌到三成一的歷史新低。布希的最佳盟友英國首相布萊爾同樣處境艱難，在上個月的地方選舉失利後，他所領導的工黨支持率已經落後保守黨五個百分點，他目前個人聲望更跌至二成六的歷史新低。而鄰近南韓的執政黨更可與台灣的民進黨並稱難兄難弟，剛在上周結束的地方選舉，執政的「開放的我們的黨」，輸到只剩西南一隅的全羅北道還有席次，其他地區可謂全盤盡墨，比民進黨去年底三合一選舉的景況還慘，而總統盧武鉉的個人聲望已經跌到兩成二的歷史新低，表明不支持執政黨的民眾已經接近七成。僅就這些國際的事例而言，陳水扁的處境其實並不算孤單。
今年初，美國時代雜誌曾以「英雄不再」（No More Heroes）為題，探討全球各地的領袖何以越來越不被人民信任，同時個人聲望也愈來愈見下滑的原因，時代雜誌的分析發現，造成這種現象的主因，正是層出不窮的弊案與醜聞，讓民眾對體制的治理與廉潔產生懷疑，同時對領袖也普遍彌漫「既不信任也瞧不起」的心態。前面提到的幾位領袖，如美國布希與英國布萊爾兩人，聲望低主要還是肇因於外交政策與經濟政策失利所形成的「治理危機」，至少個人聲望基本上還維持在兩成到三成之間，而亞洲的幾位領袖則多半陷入兩成以下，最主要原因他們是除了治理危機外，還涉及了貪腐的廉潔問題。菲律賓總統艾若育的第一家庭涉嫌收取地下賭博回扣、泰國總理戴克辛的兒子涉嫌股市內線交易、南韓總統盧武鉉則是他的多位貼身親信相繼陷入收取大筆政治獻金的風暴，看看這些事例，都令人感到似曾相識：所有的弊案都是領袖的家屬與親信所為，領袖本人雖未直接涉入，但無例外都快速拖垮了個人的聲望。

從這些國際的事例，我們至少可以確知一點，任何國家的領袖家屬或親信涉及弊案，領袖本人要清楚切割或置身事外根本不可能，也不容許，這些爭議在這些國家都發展成政治問題，而非僅是單純的司法問題。而這些國家的在野黨也都積極掀起政潮，台灣在野黨目前的作為與他們相比，已經算是相當溫馴了。

這些事例所提供的另一項令人遺憾的事實是：所有這些陷入弊案與危機的領袖們，都曾經享有過極高的民間聲望。其中已經下台的泰國總理戴克辛，任內個人民調聲望還曾經超過八成，最後亦終不免於在狼狽中下台。執政黨三巨頭與其批判在野黨引發社會騷動，不如多向這些國家的執政黨學習怎麼危機處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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